吴先生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吴先生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民族富强，并且为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两岸同胞所赞誉。 ——江泽民主席对吴大猷逝世的唁电
3月4日，一个普通的休息日，噩耗从海峡彼岸传来：一代物理学宗师吴大猷先生下午在台北仙逝，享年93岁。
吴先生是一位见证了中国物理学的坎坷风雨的世纪老人，一位享誉国际物理学界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华人物理学家的杰出教育家。然而，即或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对于科技政策的洞见，他为人所著称的坦诚执着、率直不阿的秉性，又何尝不具一种动人心魄的人格力量？
笔者晚学，孤陋寡闻，也因前此海峡两岸的特殊态势，直到80年代上学期间才由拜读吴先生煌煌七大卷《理论物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而得闻其人；此后于90年代中期有幸参与翻译出版了吴先生有关科学哲学的两部书《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和《物理学的历史与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了解到其与我的专业兴趣相关的诸多见解和思想；近来又读到新近出版的《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较多地展示了他的人文思想；由此，形成了对他的一个初步认识。
正如吴先生自己所说，“大致上讲，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生活”。他1929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母校任教，1931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1946年起先后任教美国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瑞士洛桑大学，后又担纲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组，台湾“中央研究院”，吴先生确实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成就卓著。
——以培育人才论，仅中国成名的科学家，他的学生中北大时期有马仕骏、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联大时期更有他称作“群英会”的杨振宁、黄昆、胡宁、黄授书、张守廉，和后来因选派出国又专门加课的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孙本旺等。其中杨振宁在获取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向恩师致敬，称自己后来的工作和获得该奖金，都可以追溯到在先生指导下所做的用群论研究多原子振动的论文；而李政道更是受益于吴先生慧眼识英才，未经考试即收录听课，后又以大二学生身份被选派赴芝加哥大学攻博，成名之后，对吴先生知遇之恩感铭至深。据网上消息，今年1月下旬，李政道曾专程携鲜花和自绘龙年贺卡，探望病卧有日的恩师，他紧握吴先生的手，反复按摩，并贴近他的耳朵，说“我们都在这里”，而吴先生的女儿吴吟之表示，支撑吴先生的最大力量，就是要等着李政道来看他。师生情深，至为感人。
——以学术成就论，吴先生计发表论文百二十篇并有《多元分子的振动光谱学与结构》等10多部专著，主要独创性的工作分布于原子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计力学等方向。他关于铀后元素的理论预言，原子光谱中后来被称作“吴态”的研究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所撰写的一些专著，已成为本领域中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即以七卷本《理论物理》来说，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鸿篇巨制，确实无人可望其项背，充分体现了其学识之博大精深。
然而，吴先生的建树远不止于这两方面。比如，在哲学思想、尤其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科学哲学方面，吴先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对于科学理论的结构、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等都有不少精辟见解，其中最为突出、也为他屡屡提起的，是他认为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争论，本质上起因于两人对于物理理论本性的不同哲学观点。前者出于他的物理实在概念，认为现行的量子力学不完备，而后者则认为互补性正反映了我们的知识本性，因而量子力学不仅是完备的，也是唯一的理论。吴先生本人指出，在这场争论中，绝大多数赞成量子力学的主流派人士都在力图证明量子力学的一致性，这与爱因斯坦的诘问是文不对题的，而“断言现行体系是唯一最合适的体系似乎有悖于科学的基本精神”，“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要求一种开放的精神”。可以说，深谙量子力学且有英文专著的吴先生本人的坦诚直率，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和他的学术勇气的体现。
从公共领域讲，吴先生始终心系中国，“始终关注着我们国家科学的总体发展”，尤对台湾地区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自1967年起，吴先生被委任为台湾的“国防安全会议之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了改进科教、加强科研、应用科学与工业发展相配合三大方向，制定了台湾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重新编写了中小学的所有科学教科书，为台湾的科学发展和经济腾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被誉为“台湾科学发展之父”。吴先生一再强调，发展科技，以基础科学为本；而发展基础科学，又以人才为本，“人的因素重于物质”。切忌急利风尚，偏向应用科学，导致人心的功利化和求知志趣的低减。他以树根、枝叶和花果的关系，来比喻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源流层次。他进而强调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关键，人才缺乏，是“目前推进科学发展工作所遭遇之最大困难”。他尖锐批评了台湾中学教育中机械应考的教学方式和联考制度，指出“联考不去，则高中教育无法改善；联考不考的科目，高中不教亦不学”，造成学术训练的偏向，无益于通识教育的提倡。而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或人文和社会的科学家），不仅是要有天赋，有训练，和能够从事研究工作，并且必须对学问有极浓厚的兴趣……做学问工作，必须很早就养成对学问的兴趣和研究的习惯，使学问变成一种强烈的‘嗜好’；到了学问成为一种‘嗜好’以后，做学问的人便能够终年努力而自得其乐了”。从眼下应试制度的枯燥和紧张中，又如何能培养出对于学问的兴趣和爱好，从而使教育成为科学家成长的沃土呢？
吴先生为人们所称颂的见识和人品，可见之于一个实例。1964年10月中国内地首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之后，尽管美国把核武器和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武器系统驻扎在台湾本岛内，但台湾当局仍觉得安全受到了内地核武器研制的极大震撼，于是开始制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科研顾问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大猷奉命对台湾“国防部”的这一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结果吴大猷坚决反对这一绝密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他给蒋介石写信说，他本人不反对获得核科学或者核技术，也不反对训练台湾的军用或者民用核技术人员，但他觉得“中山科技研究院”制定的计划有着几个致命的不足：首先是对核武器研制经费过于低估；其次是必须冒着与美国冲突的风险；高估了研制成功的机会。吴大猷认为，如果再算上弹道导弹的研制经费，那么总体的研制费用绝非当时的台湾所能承担得起的，所以，“中山科技研究院”提出的这一绝密核武器计划实际上不符合台湾的安全利益。不久，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告诉吴大猷说，蒋“总统”接受了他的建议。吴先生的进言勇气为后人赞誉。这又何尝不是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一大贡献，因为它消弭了一个危及两岸关系的潜在危险。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确和客观的眼光，更是对于两岸共有文化和政治远景的信心。
吴先生有言：“我以为当前知识分子最应具备的一点即前人所说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谀、睁眼说瞎话的人。”铿锵言行，折射出这位慈祥老人内在的科学精神。“作为一个曾与任何组织和党派无瓜葛的‘局外人’，使我在决策时更独立也更客观。经年的严格学术生涯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思想的诚实性。无论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淡漠使我弥补我的坦率——对于过失直言不讳——可能带来的损失。”他的无私无畏，坦诚率直赢得了公众的敬重。
吴先生有言：“我极赞成海峡两岸间的有实质的文化（学术）交流；望‘政府’能在学术文化和政治性考虑间，作些决策，使有实质的学术文化交流，可以进行。”1992年5、6月间，他在李政道陪同下回大陆参观访问并参加学术会议，先后被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称号，并被聘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他指出“少数人近倡脱离‘中国’而独立”，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立，是一极可悲的事。欲使我中华民族文化不支离破碎，基本的是要人民由认识而认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他还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欢呼“国耻尽雪，科技兴国”，希望香港能保持繁荣，祖国能在21世纪成为一富强大国。充分体现了一个赤子对于中华文化和祖国的拳拳之情。
吴先生有言：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表现出物质文明随科技高度发展，而精神智慧似无大进步，“这些情形只能靠人文的打破来解决”；“‘人文’与‘科技’结合，可能是条出路”。应使人类的教育兼具人文与科技的性质，“使人类有更高的智慧——兼哲学、科学的智慧。这显然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这是一种有别于科学工匠、或是科学从业者的大师的境界。如同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等众多科学大师一样，吴先生当无愧于这一境界。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缅怀吴先生，追思吴先生的洞见卓识，我们期盼着我们也能真正注重基础科学与培育人才，也能创生出这么一种环境，培养出一批运用着自己的知识力量、情感力量和人格力量去教育后学的教育家，一批既不乏真知灼见又能坦诚直言的科学家，一批兼具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学者。
这不也正是吴先生在天之灵所寄希望于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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